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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利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痕，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江和天相衔接之处，有船只在“呜呜”地拉笛。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哭得胸腔里空空地响。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鹤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她听说他要带她出门，回去更衣梳头，还偷偷在脸上扑了孩子们的痱子粉。她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痱子粉让汗水给冲开，又混进了尘土。
张俭回到那家小饭馆时，天色已经晚了，饭馆开始供应晚饭，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拼起的床上，睡着了。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喂给了弟弟，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丫头劈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他说。头发上的水珠冰冷地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为什么？”
张俭拿出了老伎俩：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知道他们姓什么，住哪个区、哪个楼。张俭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丫头问。
他看着女儿。得要多久，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鹤的话语、口气？
“我小姨呢？”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他带着伞出去，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他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丫头这样问他。不用猜，是火车的意思。他要售票员行行好，把他的工作证扣下，先卖给他一张票，等他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售票员看看他和三个孩子，惨状和诚实一目了然。他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让他们等九点那班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游玩了一天，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讲一个志愿军回家相亲的事。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两个男孩睡得香甜，丫头脸转向窗外，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张俭坐在她对面，怀里抱着二孩，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我小姨是坐‘气下’(日语：kishya，火车)回家的吗？”
“嗯。”
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过了几分钟，丫头又开口了：“爸爸，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几分钟之后，张俭感觉眼泪又蓄上来，他赶紧给自己打个岔，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爸和妈还有小姨，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看着他。丫头是聪明的，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是设陷阱，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假如她对小环和张俭心更重些，她会不忌讳地说出来。她偏偏更爱小姨多鹤。张俭想，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丫头看着父亲说。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而这时却睁得很大，让张俭看到他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右一个“气下”，太可怕了。但丫头拒绝他的教诲，过一会儿又说：“‘气下’到咱家，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会说中国话不会？！”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调笑，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静静听张俭说，“火——车！什么姥姥的‘气下’？火车！给我念三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