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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涛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分分合合地吵到了第二年。
小张在引入了不合适的同学大块头后，一并受着影响，如长青“毒舌般”说中，搭伙儿离职了。走得很不开心，我也无法控制那种愤怒。而长青，是温和地“交待”了后事，让小张心存感念地走了，必须佩服长青：明明是他在我面前说这个人不能要的，而最后小张会一世感激这个从不骂他，还苦口婆心送他走的前老板。
反正，恶人是我当了。
长青这个悲观主义者，所说的一切恶果，都不幸应验了。在这之后的一年里。
先是师玮和吕执用一言不发的态度，直接收拾包包走人，事实弃我们的“合力兴通”于不顾；后就是长青的90后女友的两次来访，而后半年里，长青还抽时间回去和这个速成的90后闪婚了。
买了4张行军床，一堆喀什特色的花被子，从来时的热热闹闹，一屋子年轻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坚守，不管多困难，我都没有动摇过撑下去的决心。
似乎，这是我的使命一样。
在这期间，我还抽时间去帮“山伯哥哥”完成了一次全球江苏商会年会活动的组织工作，而恰是这段时间，是长青和师玮盲目坚守在喀什的日子，也受到了突发情况的洗礼———他们确定他们这次听到的不是礼炮声。
谁能知道，那时因为懒惰而买的压缩饼干还真能用上呢？
这时的插曲，我暂时一周的抽离，一方面是不知如何在促进他们继续投资上给出意见；一方面对于他们对出资的范围的认定有异议，有些小愤怒。
“那好吧，你们能，试一下离开我，你们能做啥吧！”
这是绝对真心的动机，虽然一直没有说出口，但这两个小家伙一定比我还明白。
逃回鸟市，以协助商会的名义和借口，让我暂时离开这种令人相当难受的关系。
“山伯哥哥”把我派在了尚品酒店，负责接待12的来自全球参加年会的苏商。当然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就把吕执真正的发小瓜瓜叫来帮忙，热心且开心的瓜瓜性格好得不得了，爽快地答应了，还带着车，帮忙接来送往。
而严征正好是这家酒店的行政主管，这使得我们的这次组织活动，方便了不少。
恰逢新疆的旅游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来了很多意外的朋友，包括在机场萍水相逢的北京老哥哥杨志刚主任，也同期到了。他就是那个拯救我于困局，借给我资金，解决了进货难题的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