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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高大的城墙和十几万守军，心中预料一时难以克城，遂遣使逼和，迫金朝奉献岐国公主、获取大量金帛和马匹，才引兵退出长城的居庸关。
事实一个国家的灭亡，不一定就是一次战役的失败就彻底的覆灭了。
其实当时的大金朝，在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死后。
太子、卫绍王完颜守绪即位，金国从政治实力总体来说，开始逐渐处于蒙古帝国的下风。
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四面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浍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大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
但事实上，当时的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装备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核心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
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保持核心政权我的稳固的。
但是放弃大片关内之地之后，不仅此后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在战略中回旋空间，反而是不利于金国的末日生存。
但即使当时的金朝没有勇士可以抵挡蒙古勇将。
如此，倘若稳固的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
当时一旦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
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一部来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去西征掠夺财富。
毕竟蒙古人是以战养战，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呆一年的主。
所以从战略来看，金国并不了解蒙古人的习俗。
虽然金国因为老天给了点颜面，事实依靠中都的坚城，顶住了蒙古的灭国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
仅凭河南一地，其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此后的金朝何去何从，还真是统治阶级的问题了。
在这种国事危机的情况下，金国主战派相反脑筋错乱，事实想到了“取偿于宋”。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的一种自信。
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他的论调是纸上而来还是道听同说？
所以这种学士的文凭，一定是50元路边摊点印刷来的......
当时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的国运已经今非昔比，恐怕战力难以与宋抗衡。
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1217年）。
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
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
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