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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杀人凶手胆敢把马牵到海崖下面的话，那么沙滩上就会留下两行脚印——马过去的脚印和他自己回来的脚印。不过凶手也许会想，如果这两串脚印离平铁有一段距离的话，应该不太要紧。警官认为自己应该回到平铁，从这一点着手来检查一下沙滩，这也许会有价值。
他就这样做样做了，一直把自行车骑上平铁，又顺着知秋曾用过的路线爬了下来，然后从海崖下面向关卡的方向走。在半个小时的搜寻之后，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某处的海崖上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那里被挖掉了一块石头。有一根大木柱卡在石缝里，看起来似乎是栅栏的一部分——直立的，无疑是为了避免人或动物在危险的海崖地带乱走。如果那匹马被带到这里来，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拴在木柱上，而且由于头顶有海崖遮挡，周围又有许多落石的堆积物，几乎不可能有人看见它，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礁石上面的公路。
这个发现很振奋人心，如果警官能发现任何迹象证明这推断就是事实的话，那就更振奋人心了。沙子非常松软和干燥，在高水位线之上没有任何可以辨别出来的印迹，尽管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柱子，但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证明这里曾经拴过马。这种时候，一丝绳子上的纤维或者一根马毛比银行支票更让警官欣喜，如果能找到一堆马粪，那简直跟一堆钻石一样珍贵。但他焦急的寻找并没有换来任何哪怕只是最简单、最平常的证据。礁石上有木头，有凹处，这就是全部了。
他摇了摇头，走到水的边缘，敏捷地一路小跑去平铁。他发现，一个壮实的、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在炎热的夏日天气里，最快可以用十二分钟到达平铁，这太远了。根据夏想的计算，蒋天生最多只能用五分钟的时间来走。警官又爬上了海崖，重新骑上自行车，脑袋里开始盘算着。
回到警察局的时候，那个想法已经有了大致的形状。
“局长，我是这样看的，”他对局长说，“我们一直认定，叶凡是在为蒋天生提供不在场证明。假设是另外一种情况，是蒋天生在为叶凡提供不在场证明呢？我们对叶凡有什么了解？只是知道他是一位大学老师，从去年五月开始似乎就没人跟他有过联系。他说他案发前一天晚上睡在村庄，直到下午一点钟才开始他的一天。这是不是有一点太迟了？他给出的唯一证据就是，他在一家药剂店的员工那里买了点东西——他不记得那家要几点在哪里，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间。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蒋天生那天早晨在村庄，他在“听音乐会的时候”干了什么事也不能够确认的。假设他们两个人碰了头，做了一些安排，然后叶凡来到关卡，把马牵走。”
“我们得去查查有没有任何人看见他经过村庄。”
“是的，我们当然要去检查。假设他一点十五分左右到了那里。那么，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那匹马，把马拴在柱子上，再步行走到礁石那里，把人杀掉。”
“等一等，”局长说，“那地方离平铁步行需要十五分钟？”
“是跑步十五分钟，局长。”
“但是是在湿的沙子上跑。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有一公里多的距离？好，那么马还有三个半公里需要跑。如果它一小时跑八公里的话，那就要——八公里六十分钟，一公里就是六十除以八——”局长算除法总需要在纸的角落里列除式；这是拦在他升职路上的大绊脚石，“三十乘以七除以八——天哪！除以二——乘以——除以——”
而警官有一种天赋，只要除法数字一进入他的脑子里，就立刻可以算出答案，但他还是礼貌地等着。
“我算出来了，是二十六分钟。”警长说。
“没错，局长。”
“我们假设他把马拴好需要四分钟；那么在一点十五分就该从关卡出发。”
“是的，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