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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强坐在北京牧马人吉普车里，揉揉鼻子微笑着，带领车队一路绝尘向孟买疾驰而去。
……
一路上并不顺利，所到之处看到的是无数暴露在阳光下的尸体，无数逃亡的难民，很多村庄被完全烧毁，李宝强的车队也遭到过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所幸李宝强的车队火力强大，那些武装暴徒的火力构不成对车队的威胁。
李宝强不由得对张耀扬司令在印度的境遇感到担忧。
不过李宝强再认真观察，发现某些宗教武装身后显然有华夏士兵的影子，这一点让李宝强十分好奇。
总算和一个武装取得了联系，里面的十几个武装分子竟然是华夏士兵，对方得知李宝强的车队竟然是华夏来的，也都非常高兴，这帮人也没了心理障碍，遮遮掩掩的，李宝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印度民族宗教冲突之所以历久难息，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刻的经济利益之争就是其中之一。
各个族群、宗教群体对自己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满，争夺经济政治发展的机会和财政投入“肉桶”……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民族宗教冲突的导火索。
首先不同宗教民众间的贫困率差距，在末世以来变得更加严重了，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为例，印度穆斯林贫困率就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印度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问题更为突出。
除阿萨姆邦外，东北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和制造业，农业生产仍以传统耕作技术为主，以全印度7.7%的土地，却只生产全印度1.5%的谷物，只能满足该地区70%人口的起码食物需求，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印度所占比例始终均低于其人口在印度总人口中占比。
另外印度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的贫困与民族宗教冲突之间已经形成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
因为贫困，部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将其归咎于大民族、大宗教，积郁在心，往往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以求改变现状，甚至单纯泄愤；
且这些极端做法往往打着“维权”之类旗号，令某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实施极端行为时倍感“理直气壮”。
倘若领头这么干的人能够藉此赢得民族、宗教“领袖”地位而名利双收，民族宗教冲突将更频繁，更暴烈。
但这种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反而从两个方面损害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自身。
一方面，主流社会、大民族因此对这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不良看法滋长，民间投资和就业机会对其避而远之，对政府也颇多怨言。
另一方面，这些冲突又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备感不安全，迁居本民族本宗教信徒聚居区，结果使得自己更加孤立，减少了族际交流的机会和就业机会，损害自己发展的前景。
在印度穆斯林群体中，这种恶性循环就暴露得相当鲜明。
最后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文化教育水平低下更对印度众多少数民族和小宗教信徒摆脱贫困、对减少民族宗教冲突产生了消极作用。
因为假使教育指导思想正确，接受统一的正规国民教育本来有助于少数民族和小宗教信徒子女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文化熏陶，从而滋生统一的国识，而非狭隘的民族和宗教意识。最终在印度下一代中形成、凝聚更大范围的共识，降低其成年后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
得知这些情况李宝强不禁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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